草木

　　可能不少人会认为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极度落后。我们关于封建时代的历史记忆，是那种没有民权、“人吃人”的剥削社会，这还有慈善可言吗？
其实谬矣。在古时，民风淳朴，互帮互助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做人义务。不信？不妨去一些边远的乡村走走，就相对容易能感受到一点古人遗风。古代“首都”一词，即含“首善之都”之义。古时读书人往往也颇谙医术，倒不是想将来可以“弃官下海”什么的，实乃本于“医乃仁术”的济世精神。“不为良相便为良医”，是古时读书人的共识。假如哪个郎中因为谁穷谁没钱就不给治病，那么等待他的，将是千夫所指的狼狈下场。
　　在这种“与人方便自己方便”的行善文化氛围里，民间的捐资修路造桥、济孤救苦，以及义塾、义诊，是古时普遍的一种社会风气，并不需要大力号召，也不需要减税鼓励，当然也就不需要有专门的慈善机构去推广执行。
　　历史演变到今天，在西方，政府在社会慈善事业中幕后无声，民间的慈善组织台前担纲。人们往往又误以为慈善事业主要是一种民间行为。其实不然，从历史上看，现代西方慈善事业发端于欧洲大陆，肇始于基督教会，由于当时欧洲带有“政教合一”的历史特性，这注定了其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就具有极浓厚的官方色彩，也正因为此，基督教会的慈善事业，能很快做到遍地开花、惠及众苦。就是今天，西方的慈善事业仍离不了政府的主导作用，以民间捐款比例最高的美国为例，也仅占19%，绝大部分的慈善基金，仍有赖于公共财政的支持（《中国民政》2006/2），另外，诸如慈善政策、社会慈善资源整合、尤其是社会慈善意识的培育，政府的作用根本无法替代。
　　中华慈善总会负责人曾说过，当今中国民间层面的慈善事业“十分落后而不是一般的落后。”
　　我国的GDP与美国比差38倍，但人均慈善捐款额的比差则高达7300倍之巨。我国的志愿服务参与率，仅为全国总人口的3%，而美国高达44%（《中国青年报》2006/3/15）。但这应从两方面看，比如说，地方媒体以其传播优势，不时会发起一些有针对性的募捐活动，或其它公益活动，如前些年对福州连体婴儿点点和鼎鼎的社会捐助，等等。全国各地这样的捐资或其它公益活动，加起来不会是个小数目。这些没有通过专门慈善机构的善款，有没有被统计在内呢？另外在美国，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志愿服务的记录很少，那么他连找工作都成问题。话说回来，另一方面，作为商业机构的美国公司，对这种善行、这种社会意识拥有共识，着实难得，这也与美国老百姓在意商业机构的社会良知有关。这种可贵的公民意识，其实是有其慈善文化的传统渊源的。反观我们国家数千年的行善文化，在近现代，备受无知的践踏，已蜕化为“马善人骑，人善人欺。”的怪论，尤其在向商业社会转型的今天，大家埋头赚钱、抬头想钱。做好事？傻瓜啦。
　　可喜的是，近年来，国家开始着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虽任重而道远，但已迈出重要的第一步。随着传统人文精神在国人心中日渐复苏，中国慈善事业将获得坚实有力的道德支撑，换句老话说，也就是有了群众基础，而这对于慈善事业而言，是绝对不可或缺的。
　　弘扬传统文化，绝不可排斥外来文化。中华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，就是包容性。现代商业社会背景下的西方慈善理念，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而言，实有很大的借鉴意义。
　　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落后，还在于政府对民间、半民间慈善机构在资金、政策等方面的支持，尚处于起始阶段，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，因此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，政府对弱势阶层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扶持，如城市反哺农村等。温家宝总理更提出了“穷人经济学”的观点。同时政府本身也在大力行善，如举国为民工讨薪等等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，一个追求社会公义的政府，对民间、半民间慈善事业的积极引导、大力扶持，将不会是一个遥远的故事。